仿佛就在这两三个月间，北京的大街小巷冒出很多共享单车，资本的力量让这一传统的交通工具迅速地回到百姓日常。想想也有趣，本来已经远离大多数人、快要进化成健身器材的自行车，换了副样子回到生活里，从私有到共享，从长久到短暂，从固定到随机。

    让人开心的是，骑自行车的愉悦感竟然没变，似乎其他的交通方式都不能带来这种好处。只要踩上踏板，你就有了移动的独立空间，跟大自然没有一丝丝隔阂，随着自行车缓慢的速度，一寸一寸地贴近脚下的土地，你可以向一草一叶问好，可以向大脑里盘旋已久的想法问好，环绕你的只有心跳、呼吸，给你一小段与环境友好相处的时间。

    骑着共享单车，很多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。自行车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大概永远算不上主角，它只是个物件，可正是有了这个物件，记忆才有了回去的通道。自行车上载不动家国情怀，只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

    它见证了我诸多的人生阶段，早到我开口说话。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，跟兄长们不同的是，最早学会的是叫爸爸。听家里人讲，有年夏天，父亲推着一辆黑色自行车走进院子里，车把上挂着一袋桃子，母亲正怀抱婴儿，坐在平房前，女婴突然兴奋地挣开怀抱，站到母亲膝盖上，脱口而出不甚清晰的两个字：爸爸。后来家里人老打趣：你到底是见到爸爸兴奋还是想要桃子吃？

    在文艺影片里，自行车向来是青春的符号，承载过几代人的青春记忆。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十七岁的单车》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，还有一部《甜蜜蜜》，电影里面有最甜蜜的自行车镜头：小军（黎明饰）骑着自行车带着李翘（张曼玉饰），穿行在小巷，邓丽君甜美的歌声响起，两个人一起哼唱。单车上的青春大概只是个历史产物，几代人老去，青春也渐渐淡稀。

    回望我的单车青春，最紧密的联系发生在初中时。少年们的沟通方式往往只有他们自己懂，而自行车往往成为少年们恶作剧的对象，那时，自行车会莫名其妙地爆胎，莫名其妙地气门芯被拔，莫名其妙掉链子。懵懂和慌张里，有单纯的调皮捣蛋，有少男少女微妙的情愫，也有叛逆和小小乖张。那时学校都有自行车棚，停放有规则。有一天，学校保卫科科长拦住班里一个叫秦虹的女同学，指着一块写有“请停在左边”的牌子质问她为什么不按规矩停放，秦虹反驳：牌子上说停左边，没说不能放右边啊？问得一米八的山东大汉哑口无言，只好摆摆手让她走了。当时，站在旁边的我佩服得紧：如果我能这样该多好！

    记忆里有叛逆的少女，也有温良的校长。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“二六”式的，车架大，不好驾驭，经常坏。有一次骑到校门口，车链子又掉了，下车修了半天，满手油污，也没弄好。在川流不息的放学的人群里，我一个人停在那里，愈发懊丧。对面恰好是校长办公室，校长看到了，走过来，蹲下身，膝盖着地，歪着脑袋，修了好大一会儿，直到转动脚蹬，发出顺畅的刷刷声，满手油污的校长对满手油污的学生说：“可以骑了，快回家吧！”我载着满满的感动回了家，都忘记了有没有说一声“谢谢”。但经历过那么多校长，许多名字都已经模糊了，却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：李茂秋。听家人说，李校长后来去了一所高职院校担任副院长。他大概早忘了我这个学生，更不知道，曾经带给我的细碎温暖。

    那时候自行车是一个家庭的主要交通工具，跟自行车有关的事，都不是小事。第一辆“二六”式自行车退役后，我终于有了属于女孩的自行车：父母有一天突然把一辆崭新的、红色“二四”式自行车推到我面前。亮晶晶的新车，亮晶晶的狂喜。可问题来了，我就读的学校初二就开始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，重点班为了上晚自习，要求寄宿，自行车一存就要存一个星期，中间不能骑出来。可父母总觉得学校食堂不行，还是希望我偶尔回家，改善伙食。自行车怎么办？邻居高老师在学校的院里有个教师宿舍，他几乎不去，都是他同在学校读书的两个女儿用。我母亲为此专门找了高老师，得到他的许可，我的新车有了安放之地。那个砖头砌成的简朴小院，只有两间宿舍，正对着，各有一个花圃，散落着一朵朵雏菊、打碗花。在那间只有七八平米的平房里，放了三辆自行车、两张木床，记不清楚有多少时间是跟高氏姐妹俩在那里打发掉的，《少年文艺》《故事会》《上海故事》《辽宁青年》，这四种杂志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全部课外读物，贫乏得难以想象，但是篇篇熟读，也满足了我们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渴望，那个朴素的小院子成了我少年的伊甸园，记忆里会闪闪发光的地方。

    过了初中，高中的学业压力让自行车上的青春滑入了快车道，有些说不清的少年思绪似乎被一种加速度带走了。高中时代，有关自行车的记忆只有一帧。高二那年的夏天，傍晚放学遇瓢泼大雨，没有任何雨具的我，蹬着自行车吃力地爬坡，在前方爬坡的还有一个班里的男生，黑瘦，极其沉默寡言。雨幕大得把视线模糊了，我只是凭感觉往前骑着，突然，前方岔口处，他停下了。我心里忐忑，也不解。经过他身边时，他吞吞吐吐地小声喊住我：“我……我快到家了，这雨衣给你用吧。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转身骑走了。我不知道，张口帮助一个女生，对这个极其内向的男生，要鼓起多大的勇气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真想对他说声“谢谢”，看看他是否还那么寡言。

    在我的大学时代，有关自行车的记忆非常淡。只记得有个男生暑期沿着京九线骑行，每到一处，做调研，找政府部门，在地图上盖个公章。一个暑假下来，他积攒了不少素材，足够办一场展览，他也如愿以偿，那张盖着公章的地图，让很多人艳羡，他本人因此在系里名声大振。同学们有时候开玩笑称他是“靠京九发家的”。

    工作后，自行车几乎淡出了生活。有一次下班路上，偶遇一位退下来的领导，推着一辆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桶花生油，后座上绑着一袋白面，慢悠悠地走着，曾经威严的面孔缓和下来，这就是了，人无论职位多高，总要回到一油、一面、一车的普通人的生活。

    47岁的高晓松曾经说：“年轻的时候每件事你都想弄明白，因为老觉得有一些事情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，后来等老了才发现，那慌张就是青春，你不慌张了，青春就没了。”相同的话我听陈丹青也说过，他说：“女儿过了30岁特别想哭一场。”他很理解，不为什么，就是人生的某一段时间，就这么过去了。

    是的，就这么过去了，单车上的青春早已走远，虽然大街上无数的单车回来了，但它已经不是你青春时的单车了。（作者赵秀红，系本报新闻中心记者）